……
穿着胖袄戴着范阳笠，赶路赶的一脸黑灰的闵元忠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注意。
商行之中，朱任重与长子朱万春，次子朱万和正坐在柜台之后说话。
三人俱愁眉不展，朱万和小声抱怨道：“我以为曹州刘就是征粮养兵，现在看他不占扬州也想占着淮安，地方钱粮怕不足养兵，还要将手伸到盐业上去。”
朱万春道：“他要招抚杨世礼，无非就是一则要掌握灶户，二来掌握私盐渠道，获得销路，现在看来杨世礼还没有同意曹州刘的条件，显然也是未将游击将军或参将的官职看在眼里。这也并不奇怪，杨世礼好歹有千多部下，一年最少出盐过二千万斤以上，一年净利十余万两，我朱家世代盐商二百余年，积累家财不过几十万，杨世礼再做几年盐枭家资就在我朱家之上，他才不愿戴着官帽将资产献出来给人。”
朱任重一直心事重重坐着，这时才点头道：“老大见事明白，把曹州刘和杨世礼等人的心思都摸的不差。不过就算杨世礼不肯当这个官，他好歹也要拿出地盘和好处来与曹州刘分润，说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却是得看这强龙和地头蛇比起来到底相差多少，杨世礼扛不过，现在曹州刘控制的灶户越来越多，各家商行都得将自己的灶户拿出一部份，售盐的渠道也分出一部份给客兵，这样他一年最少能弄十几二十万两银，加上田赋正项收入，养这几万客兵是绰绰有余了。”
朱任重停了停，叹口气道：“也怪不得曹州刘这样的不听皇命，皇帝不差饿兵，咱们大明穷的底掉，这些掌兵的却是可以在民间随意搜刮养兵，谁还听朝廷的？真是怪事，天大的怪事！”
正如朱任重所言，大明此时的财政已经是完全破产，崇祯年间的财赋收入有波折曲线，总体上是一直持下降状态。
说来奇怪，除了崇祯元年有意降低一些赋税之外，大半时间崇祯朝也是走在加征和加收的道路上，但由于控制力的持续下降，越是加收就越是减收，从杂项收入到田赋正项，年收入年年锐减，很多税赋根本收不上来，加征的辽饷练饷剿饷加起来，赋税收入仍然不足以养兵。到崇祯十七年，财政已经破产多年，可怜的皇帝除了用光了自己的内帑之外，连宫中的器物都拿出来当了不少，此外崇祯七年前后就确定了皇陵修筑地点，下来十年了皇帝都没有钱给自己修陵，这在大明历代皇帝中也是头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形……象崇祯这种在位十几年的皇帝，皇陵应该早就修好，并且维修多次了。
这使得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后都无帝陵安身，皇帝尸体先被放在门板上抬到宫门外，勋臣太监并百官不敢上前叩首祭祀，只有襄城伯一人上前叩拜，其后崇祯帝与周后一起放在柳木棺里，涮上红漆后李自成决定将帝后二人送到修好的田贵妃陵安葬，着顺天府解决此事。
顺天府和昌平县均无钱粮，库中一穷二白，从当时的各种记录上来看真是凄惨之至，国家首府没钱，皇陵所在县没有钱粮，国库无钱，最后的记录是四月上旬前后，由顺天府倡导，若干百姓凑了几百两银，办了简陋的灵棚，修了陵墙，各家多则几十两，少则数两，甚至几十钱，凑起来银钱把帝后安葬……
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大顺政权顺天府官李票为开田贵妃墓室一事，责令昌平州官吏“即动官银催夫速开田妃圹，合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梓宫。
四月初三日发引，初四日下葬，毋违时刻。”可是，因为当时昌平州“钞库如洗”，而葬期又十分紧迫，时任署昌平州吏目的赵一桂，只好与监葬官礼部主事许作梅商议，带上工房人员冯朝锦入京禀报顺天府。经再三请示，府官始朱批：“着该州各铺户捐挪应用，事完再议。”
赵一桂回州后，随即组织募捐。先后有十人捐钱共三百五十千文（约合银二百三十三两）。其中，刘汝朴六十千文，王汝朴五十千文，白绅三十千文，邓科五十千文，徐魁三十千文，李某二十千文，赵永健二十千文，刘应元二十千文，杨道二十千文，王政行二十千文。
几乎只有这点钱钞，就完成了崇祯帝后的整个葬仪。
其中，雇夫头杨文包揽开挖、掩埋隧道，用银二百两；搭盖薄棚三间、小棚两间，用银四两五钱；从纸铺买纸用银一两八钱；从猪户买猪用银四两五钱；从羊户买汤羊二只，用银一两六钱；从攒盒铺买素供二桌，用银一两；从饭铺买面及大米饭，用银一两；犒赏夫役，用银二两四钱；打造开启玄宫石门用的拐钉钥匙及石匠开门，用银五钱；伺候送柩员役酒饭等，用银五两五钱；买细连绳用银四钱；木匠工价用银四钱；打扫灵棚人夫用银二钱五分；顺天府来人饭钱用银一两一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