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期的鲁尔工业银行，到此前的联合船舶、苏伊士运河，再到鲁尔工业银行征信公司，英国人发现了德意志，或者确切的说就是莱茵的与众不同。
英国的所有创新，都来自于市场、私人机构，而莱茵的创新多多少少都有官办的影子。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创新是偶发的、来源广泛的，而最终很少会完全归于官方，而后者是设计的、方向纵深的，而最终会被官方或者垄断资本家控制。
两者各有优劣，但如果前者领先，后者追赶，那么从效率来说，后者确实足以对前者构成威胁。
辉格党新任首相查尔斯·格雷意识到了这一点，但限于此时代经济学理论的匮乏，他还不能如此精确的描述这种区别。他在1832年下议院第一次会议时发表演讲时提到，
“……我们注意到莱茵对我们的追赶。
这是一种以政府参与市场来驱动市场的方式。他们的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远远超过不列颠政府，却又不是俄国政府。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形象一点说，如果俄国是牧羊人必须照看每一只羊，所以羊少得可怜；我们是放了上千只羊，死了多少我们也不太清楚；那么莱茵的德意志人，本身就是一小群披着羊皮的牧羊犬，也放了大几百只羊。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方式正在让莱茵人在各个方面都靠近我们，我们不得不为之警惕。……”
同时他也敏锐的察觉了两国的真正差距在于市场的规模。
“……我们必须要遏制莱茵在欧洲之外的扩张，不允许另一个荷兰再次出现，而且可能是体量、制造业远超荷兰的版本。……”
最后他说道，
“……但我相信我的朋友亨利能处理好这件事。”
他所谓“亨利”，正是一手开创清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踹开清国腐朽大门的大英帝国新任外交大臣，亨利·坦普尔·巴麦尊。
世事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几乎在查尔斯·格雷发表下议院演讲的同时，谢绾也在1832年1月以执政身份，到内阁和议会发表了内容惊人相似，但角度不同的闭门谈话，他谈到，
“……虽然我们正在对英国追赶，但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与英国的差距仍然大得可怕。……
……可以预料英国人会对我们越来越敌视。但在外交上我们必须要要对英国体现出忍让和妥协——我们加紧海军建设的唯一目的，是争取市场，而不是什么尊严。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宣传中淡化英国的恶劣态度，同时压制国内的民族主义，防止把我们被他们捆绑，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韬光养晦，争取时间，是我们唯一可选的道路。”
仿佛要应验两人的预言，此后不久就发生了一宗海上摩擦，把两国的矛盾推上了桌面。
1832年春，一艘满载莱茵产机床和钢铁的商船“金山号”在快要进入法国敦刻尔克港时，突然被一只英国舰队拦截，声称船上有海盗。
金山号船长拿出运输公司证照，证明自己是合法运输商，但英军指挥官拒不承认，说那不是英国颁发的，他不能确认是真的，于是强行上船煞有介事的检查了半天。最后当然是啥也没查出来，但是英军仍不放行，理由是“必须要主人出具相关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