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他创立了荷兰工业大学，谢绾也曾建立过四所包含工业研究的大学；他以水利管理而著名，修建了大量水道和运河，谢绾也在道桥建设上投入很大精力；他与威廉·科克里尔，也就是谢绾此时的工业大臣的父亲，早在1817年就相识并建立了欧洲最大的蒸汽机工厂。这间公司也是欧洲大陆第一台蒸汽船的建造者，而眼下正与鲁尔财阀旗下亨利·贝尔的蒸汽船制造厂互相持股并进行深度技术合作，关系十分密切。
威廉是欧洲第一位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者——哪怕谢绾也比他晚了十几年；在工人处于贫困状态时，他以扩大投资促进就业和尝试社会福利等超越时代的方法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收入，他致力于引入公制计量并希望使荷兰联合王国成为一个开明的现代统一国家，但这也引起了比利时和卢森堡民族主义的不满：这一切都能在谢绾身上找到影子。
他由此被称为“商人国王”，可以说，他是荷兰在海上衰落之后，再次成为高度发达国家的奠基人和领路人。他作为国王的行政风格，与作为执政的谢绾如此相似，以至于素未谋面的俩人可能早就成了知己。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从鲁尔工业区时代起，莱茵地区就为作为莱茵出海口的荷兰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到眼下，鹿特丹港来来往往的欧洲船只更是荷兰的经济支柱。
所以当谢绾派人秘密联系他，商议海军合作时，威廉一世国王几乎不假思索的就答应了。他在回信中，不加掩饰的说道，
“此前与莱茵的工商业合作已经表明，两国有着高度融合的经济互补性。两国友谊是建立在天然的共同利益之上，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纵然无法与贵国建立外交关系，只要阁下还在莱茵乃至德意志担任重要角色，荷兰也可以是德意志忠实的朋友。”
谢绾看到这段话受宠若惊。这几乎意味着两国称得上是准盟友。虽然目前还没有机会与这位国王见面，但可以想象，两个相对弱小，但志同道合、快速发展、能力互补的国家在一起，是足以成为一股强大势力的。
范·登·博世海军上校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被荷兰派到德意志来领导海军的。他比谢绾略微年长，曾常年在英国海军服役。荷兰王国成立后，回国在荷兰海军服役，长期在地中海地区执行任务。如果不是谢绾横插一杠子，原时空中他即将前往西印度群岛，并成为王储的副官，一路青云直上，直到海军大臣、殖民地大臣、东印度荷兰殖民军总司令、海军上将。
在受德意志联邦议会委托，给博世举办的任命仪式上，谢绾在鹿特丹港，迎着大西洋的海风，双手将象征着舰队司令的佩刀呈递给博世。并嘱托他说，
“您承载着一支曾经纵横四海的海军的荣耀和一支将要纵横四海的海军的梦想，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