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款，这才勉强度过难关。
不过，已经经历好几次生死关头的谢绾，虽然面对官僚和权贵很猥琐，也不是一群流氓能随便欺负的。应付挤兑潮期间，谢绾脾气十分暴躁，在发现了反犹流氓喜欢晚上聚众闹事后，他只阴狠的蹦出两个字，
“找死。”
于是每当夜间突发聚众抢劫事件时，落单或者酗酒的流氓总会突然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谢绾已经密令刘乾相，为了不激化事态，不要使用火枪，不要让尸体出现在大街上，直接用铁棍打晕或者打死拖走；夜间行动抓住的人绑在远东部队的坐船底舱，待事态平息后全部运到鹿特丹港外海，没死的打死，统统扔海里，不要浪费子弹。
有两位在议会里跳着脚反对谢绾保安行动的议员也倒了霉。本来谢绾不敢动自己辖区内的议员，谁知道这两议员兴冲冲的要去明斯特搞反犹串联，被正在四处巡视的谢绾远远看见他们的马车。已经杀红眼的谢绾让刘乾相带着几个人，骑马掉在后面五、六百米的地方，等出了鲁尔经济区到了明斯特近郊，不管车上多少人，一通乱枪全部射杀，不留活口，一把火全烧掉。这事第二天就上了报纸，明斯特警察当局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经过这几次秘密行动，谢绾突然意识到，谢m1819式由于其射程远、精准度高、杀伤力大，在这个时代更适合特种作战而不是大规模作战。加上自己不可能大规模征兵，新式武器必须保密，可能以后要更专注于小范围高效杀伤武器的研发，尽量以斩首方式获得优势进而逼迫对手谈判结束敌对。
相比谢绾的以暴制暴，罗斯柴尔德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在鲁尔经济区发生反犹行动之后两天，谢绾收到了阿姆舍尔罗斯柴尔德的来信。信件中，阿姆舍尔表示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家族全都安全撤离，但在犹太街上的“红盾”楼在反犹行动中被烧毁，损失还无法统计。罗斯柴尔德在当地的资产由赛尔父子银行代管，并附一封委托书，委托谢绾尽快前往主持恢复工作。谢绾看到信件，苦笑一下。他现在连鲁尔经济区的屁股都擦不干净，哪儿有工夫去收拾法兰克福的烂摊子。
正在谢绾每天焦头烂额，水深火热的处理持续不断的反犹行动时，他一直关注的法案紧急出台。
法案出台的前奏，是一次秘密会议。反犹行动的第四天，1819年8月6日，德意志地区各邦国在奥地利帝国波西米亚的卡尔斯巴德召开了一次部长级会议。会议在奥地利首相冯梅特涅的主持下举行，导火索是柯泽卜遇刺、艾贝尔遇刺以及刚刚爆发的反犹行动，柏林朝廷代表舒克曼积极响应。会议持续到8月31日，讨论了拿破仑时代后德国监督和打击自由主义和民族倾向的措施。
尽管会议的决议涉嫌侵犯德意志各邦国的自主权，但是德意志邦联法院还是在法兰克福通过了卡尔斯巴德决议，要求各邦国实施四项法律：《执行令》、《大学法》、《新闻法》、《检查法》，总体上对过去宽松的大学、新闻出版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禁止了兄弟会，对运动场宵禁，并要求解雇具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教授。
这一系列法案出台后，反犹行动得到了迅速遏制，事态到9月底得到平息。
但这种平息是暂时且隐患巨大的。朝廷这种硬碰硬的做法立即引起了维新派的不满。全国舆论一片挞伐声。柏林朝廷根据《新闻法》，迅速开始整治报纸，警察也开始严格控制激进的维新派，从表面上按住了来势汹汹的舆论。
这更加剧了保王派和维新派的矛盾，朝臣出现了巨大的裂痕。首先便是外交国务大臣弗里德里希冯洪堡被首相哈登贝格解雇。
由于洪堡不停的在各种会议中强烈抨击内阁最近的做法，使内阁承受了来自王室和大贵族的巨大压力。哈登贝格数次私下要求洪堡收敛未果，一怒之下让洪堡滚蛋，洪堡就此被内阁解雇，还失去了退休金。
这拉开了后续一系列内阁人事地震的序幕。